張舜徽先生自述一生經歷，主要是與書打交道，即讀書、教書、著書三件事。他讀書之勤奮刻苦，我們從其若干自述和《壯議軒日記》可見一斑。他的教書與著書，已有不少學者回憶和研究。以下只是從個人的求學經歷，來談談張先生教書、著書給我留下的一些切身感受。

　　教書育人矢志不渝

　　1979年，我考取張先生的首屆研究生。我們那一屆研究生同學比較多，共有六人。對首屆研究生的學業，張先生格外關心。在最初設置課程時，他決定親自開設中國文獻學、文字學和經學源流、史學流別四門課程。他最先講授的是文獻學這門課，采取提綱挈領的方式，從文獻的本義（從孔子到馬端臨所言“文獻”）講起，直到文獻學應該承擔的具體任務?！度A中師院學報》從1979年第1期（僅空該年第2期）到1980年第2期（共5期），接連發表了張先生的《中國校讎學敘論》和《中國校讎學分論》（上：版本；中：?？?、分2期；下：目錄），他將這些論文數萬字的抽印本發給我們，人手一份，作為我們的教材。加上他早先出版的《廣校讎略》，作為我們課后的參考書，使我們對文獻學的基本理論和基礎知識有了較深的認識。

1980年張舜徽先生給研究生講課（左二為本文作者周國林）

　　文字學的講授，兼及訓詁學、音韻學。張先生要求每人購置一部《說文解字》，細心閱讀，認真臨摹。教材則是他在學校印刷廠內部印制的《廣文字蒙求》。他一生對《說文解字》一書下的工夫很大，早年是從清人王筠《文字蒙求》起步的，故以推廓《文字蒙求》的形式來引導后學進入文字學之門。內容包括首先需要了解的幾個問題（如古代文字的創造不出于一手也不成于一時），借用“六書”分類法說明古代文字發生、發展、變化的情況，從古文字中探索遠古史實三個部分。經過這樣的講解，使我們感到古文字學并不枯燥，鉆研起來挺有趣味的，從而調動起了我們學習的積極性。音韻學因內容復雜，古今變化大，較難掌握，用時較多。張先生講授基礎知識后，恰巧剛從武漢師范學院調進來的王昌茂老師是音韻學專家，就另外安排他加以系統講解。

　　經學源流、史學流別兩門課則是稍加變通，以講授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敘》的形式完成的。張先生親自趕往漢口江漢路的古籍書店，購買“四庫提要敘”白文本發給我們，人手一冊，要求各自標點，并抄寫一遍，使每人對四部分類法有初步的了解。然后，他分經史子集四講，講述其要點。在講解《史部總敘》之前，他有一席話在我看來相當深刻：我們要有封建時代學者實事求是、刻苦收集材料的精神，資產階級學者將材料條理化、系統化的本領；我們生活在社會主義時代，又應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，去分析史料。這是一段開場白，按先后順序敘述各時代學者特點，說得很輕松，我卻認為是他深思熟慮的認識，當即在筆記上把這段話記了下來。

　　在分部講解后，如我們仍然有不懂的地方，張先生讓我們匯總后再具體回答。我手頭至今還保留著他回答提問的稿紙，上面有施和金同學所匯集經部“何為象數”、史部“何以謂小正尚存夏道”、子部“孤虛王相之內容如何、風云氣色指什么”、集部“‘然如艾南英排斥王李之故’，事實不明”等12個問題，張先生都一一作了簡明的解答，交給我們傳閱。這些不厭其煩的解答，掃清了我們理解《四庫提要敘》的攔路虎。將《四庫提要敘》來回翻看，不僅熟悉了經學源流、史學流別，對子部、集部書籍的部類分合也心中有數了。尤其是史部，張先生的《中國古代史籍舉要》《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》也在1980年代初重版了，我們也各買一部，對史部素養的提升大有助益。

　　在課程教學之外，外出學術考察是我們重要的學習方式。三年之中，我們到南方、北方各一次。其中到南方的考察時間特別長，從1980年9月下旬到11月上旬，足有一個半月。我們研究生同學六人，由李國祥、周學根兩位老師帶隊，從武漢到南京，在無錫短暫停留后到達上海，經寧波到杭州，再到廣州，最后一站是長沙。沿途參觀各地圖書館，皆有負責人介紹館藏情況，并實地目驗，如浙江圖書館收藏的文瀾閣《四庫全書》；拜訪了一大批學界名流，程千帆、徐復、金啟華、陳千鈞、朱杰勤、商承祚等著名學者還先后給我們作了學術報告，或舉行座談會交流。這次收獲豐碩的考察，張先生雖然沒有親自帶隊，但行程是他安排的，途中需拜訪的重要學者，張先生還寫了信。帶著他的親筆信，我們沿途的考察自然就較為順暢了。這種精心安排訪學線路、確定各地主題的考察方式，一直延續到我們后來歷次考察以及晚屆研究生的考察環節中。

　　畢業論文關是每個研究生都得經歷的，關鍵是選題，這需要有一定的積累。為此，張先生要求我們各從性之所近、或較為熟悉的領域中，挑選一部典籍系統地鉆研，然后了解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，在此基礎上確立選題。我當時處于學術起步階段，還談不上對哪部書感興趣，只因“前四史”是“二十四史”中最受人稱道的名著，而《三國志》在前四史中篇幅最短，易于把握，就選擇了《三國志》。突破口一確定，馬上將這部書讀了一兩遍，熟悉了全書篇目和基本內容。隨后，就找到杭世駿《三國志補注》、趙一清《三國志注補》之類清人的考據學著作來讀。起初的打算，是在接受清人考據學成果的基礎上，在《三國志》的版本?？鄙献鳇c文章。后來從清人?？睍r常提到的形近而誤，感覺到《魏志·武帝紀》建安九年注引《魏書》中有一處文字中有“升”“斗”字形之誤，由此引起了我鉆研曹魏田租制度的興趣。研究田租制度跟通常的文獻學文章路數不同，張先生以他一向的博大氣象，認同了我的研究趣向。在他的鼓勵下，我經過一年多的努力，終于拿出了畢業論文《曹魏西晉租調制度的考實與評價》。答辯時，受到了評委們的充分肯定。

　　對于首屆研究生的論文，張先生總體上是滿意的。他根據形勢需要，撰寫新作《關于整理古籍的問題》，又讓李國祥老師提交《呂不韋〈呂氏春秋〉評價贅言》一文。隨后聯系學報編輯部，將我們師生八人的文章20多萬字編成《中國歷史文獻研究輯刊》，以《華中師院學報》1982年增刊的形式發表出來。這一做法，在全校是絕無僅有的，此后似乎也再未出現過。這是張先生培養首屆研究生的一個總結，也是他學術地位尊崇的反映。學報增刊的出版，擴大了我校歷史文獻學專業的影響力。就我個人而言，我的那篇文章隨即為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，對我之后與學界同行交往提供了便利。

　　1982年夏，我在獲得碩士學位后留校工作，隨后考取張先生的在職博士生。由于首屆博士生全校僅三人，不可能像后來那樣開設公共政治課、外語課。為了提高我和張三夕同學的外語水平，張先生親自帶著我倆結識外語系教師，讓其對我倆多加輔導。專業方面，攻博期間的課程比碩士期間少，關鍵是要善于自學，多聽張先生和眾多外校專家的學術報告。我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調研后，博士論文打算在碩士論文的基礎上繼續做下去，張先生認真聽取我的匯報，表示贊同。此后，論文寫作得到他不少的幫助，包括觀點的提煉和文字上的改動。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1983年秋，我想要參考蘭州大學趙儷生先生的《中國土地制度史》，該書當時還沒有正式出版，只聽說有內部印刷本。張先生得知后，急我之所急，說這個問題好解決。他立即寫信給他在蘭州大學工作的友人，請友人借了一本郵寄過來，供我使用一個月。使用之后，再由張先生郵寄回去。

　　在我們1985年11月博士論文完成后，進行了預答辯，隨后張先生對正式的答辯會做了精心安排?？紤]到春節前天寒地凍，外地專家來往不方便，在征得學校有關部門同意后，決定把答辯放到次年春天。對預備聘請的專家，都是他親自出面邀請。從現存材料中，我們還可見到他給北京師范大學何茲全教授、山東大學王仲犖教授、南京大學程千帆教授、貴州大學張振珮教授、湖北大學朱祖延教授的書信。如1986年元月給何茲全教授的信中說：“闊別以來，為日已久，每從朋儕之自京至者問訊起居，知身體康強如昔。遠道聞之，至為欣忭。茲有懇者，此間攻讀文獻學博士研究生二名，學習期滿，定于三月十二日舉行答辯會，敬請高明惠臨指導。其時春回氣暖，宜于出游。務望撥冗命駕，惠然肯來也。博士論文二份乞俯賜審覽，以便開會時提出高見為禱。近日厲寒，惟眠食珍重?！逼溆嗨姆庑牌篌w相當，但根據各人情況措辭有所變化。

　　在張先生如此熱情而鄭重的邀請之下，何茲全教授、張振珮教授特地如期遠道而來，擔任我和張三夕兩人的答辯會主席。這是我校歷史上最早的一場博士生論文答辯，主要校領導、有關部門負責人都參加了，整個答辯過程緊張而有秩序，最終結果很圓滿。據有關方面介紹，這也是武漢乃至整個中南地區的首場文科博士生論文答辯。張先生禮數周到，為感謝何茲全教授、張振珮教授的大力支持，親自陪同他倆游覽黃鶴樓。幾位老先生登高望遠，興致盎然。當管理人員準備好筆硯，希望張先生留下墨寶時，只見他當即揮毫，以幾位老先生的名義題詞紀游，抒發答辯以來的歡快心情，給同游者平添一份雅韻。

　　上述張先生在培養首屆碩士生、博士生期間的辛勤付出，從課程設置到最后的答辯環節，他極費心力。同屆的其他同學，也各有需要他操心的事，他都盡量滿足大家的愿望。在首屆之后，張先生在崔曙庭、李國祥等教授的協助下，還培養了博士十余人、碩士四十余人，繼續把握培養、指導的大方向。那時還有一些沒有授予權的高校和科研部門，北到山東，南到廣西，每到五六月份都有一些研究生來我校答辯，申請碩士學位，經常讓張先生一場答辯一坐就得大半天，這對70多歲的老人來說實在夠勞苦的。張先生晚年承擔如此繁重的研究生培養工作而不辭辛勞，無疑是他一生以教書育人為己任的自然延伸，艱辛原不在他的考慮范圍之內。

　　著書立說老當益壯

　　關于張先生的著書，且從他的一次私下談話說起。那是1983年冬，因身體健康原因，張先生在東湖邊的一個療養院調養身體，我和碩士期間的同學李守清一起去探望他。說起病情，張先生心情多少有點抑郁，語帶感傷?？墒且涣牡綄W術，他的雙眉逐漸舒展，心情豁然開朗。半年前，他一生中花費精力最大、篇幅最長的《說文解字約注》由中州書畫社影印出版，他一提到此事就感到興奮。他為寫作此書的付出實在太大，能夠親眼看到書的出版，感到沒有虛度光陰，此生真是值得。他說，雖然才70多歲，卻做了一般人80多歲、90歲也不一定做到的事情，這就是相當于自己已經活到80多、90歲了。他還很風趣地告訴我倆，他用桿秤稱過《說文解字約注》影印本，有六七斤重。張先生這一次的談話，使我看到張先生重視生命的長度，更重視生命的密度。生活得有質量、有效率，撰寫出令別人獲益、自己滿意的著作，實際上是延長了自己的生命，活出了比實際年齡更大的歲數。這可以視作張先生的生命觀，他就是抱著這種觀念筆耕不輟，讓有限的生命變得更有價值的。

　　張先生所說的“六七斤重”，我后來做了驗證，是3430克，市制六斤八兩多。如果說這“六七斤重”的《說文解字約注》是張先生前大半輩子最費工夫的著作的話，那么他晚年最花心思的著作就是《中華人民通史》了。他編述通史正是我求學期間，對其大致經過是較為了解的，有些情景至今仍然歷歷在目。

　　張先生編述通史雖然較晚，發愿卻是在青年時代。當《說文解字約注》《周秦道論發微》《鄭學叢著》等著述整理出來之后，就準備要重點完成編寫通史的任務了。1979年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成立之后，張先生設想借助會員們的力量，共同完成通史的寫作，使其成為文獻研究會的研究專著。1980年5月，文獻研究會在武漢召開第一屆年會，他在大會上作了《編述〈中華人民通史〉的初步設想》的長篇發言，說明編述《中華人民通史》的必要性與可能性，希望鳩合有志之士埋頭苦干，分工合作，完成通史的編撰工作。讓張先生始料不及的是，在分組討論會上，雖然大家肯定編述通史的意義，但參加的意愿卻不強。不過，這并未能改變張先生的初衷。在1981年8月70周歲生日數日后，他立下宏愿：“我一念到全國人民的精神很貧乏，連一部內容豐富、首尾完整的中國通史都沒有，這是我們歷史工作者莫大的缺陷和恥辱。我雖年已七十，卻還有余勇可賈，積極想編述一部《中華人民通史》，來彌補這一缺陷。編述此書，以廣大人民為歷史的主人，著重闡述勞動人民在歷史上的作用，把過去舊史家輕視少數民族，輕視婦女的思想、積習，糾正過來。打破以歷代王朝為敘述中心的體系，而以嶄新的義例出現?！?/p>

　　1982-1983年之間，張先生考慮既然不能借助文獻研究會會員來實現理想，轉而希望本單位青年教師來承擔一部分篇目。記得當時幾位年輕朋友如彭益林、李長弓等人都領了任務，承擔的是地理部分。然而，隨著時間的推移，眾人修史不易協調、統稿困難的問題逐漸顯露出來。張先生感到年事已高，緩不濟急，此事再拖下去只會是“彌傷老大，俯仰興悲”，于是考慮放棄集體編撰的方式。1984年即他73歲時，下定決心憑一己之力撰作通史，不避艱巨，負此重任?！逗鬂h書》作者范曄評論東漢杰出史學家班彪有云：“敷文華以緯國典，守賤薄而無悶容?！睘楸３滞⒌木駹顟B，張先生將這段話書寫為楹帖，懸掛在書房中時刻鞭策自己。他每天早晨四點鐘起床，盥洗完畢即開始寫作，到早餐時已工作三四個小時了，此即所謂“早起三朝當一工”。歷經三個寒暑，終于以堅韌不拔的毅力，分地理、社會、創造、制度、學藝、人物六編，完成了100萬字的通史寫作。雖然覺得書中還存在缺點和遺漏，張先生仍然心潮澎湃。他在自序中說得很清楚：“一個國家的歷史記載，實關系到民族的成敗興衰，必須鼓勵人民學習它，精熟它，以發揮很大的作用?！?/p>

　　《中華人民通史》以人民為歷史的主人，又是寫給廣大人民看的，把知識交給人民，用以激發其愛國之心，是一件極有意義的工作，讀者群跟張先生過去出版的小學、經學、史學、哲學專著的受眾是大不一樣的。76歲高齡能夠實現夙愿，了卻一樁心思，自然使他如釋重負，大舒一口氣。1989年，《中華人民通史》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印行。1990年，這部書獲得第四屆中國圖書獎一等獎；1991年，又獲得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。這是對張先生畢生追求經世致用目標的一個報償。據張先生次子君和先生相告，當時國家主要領導人曾調閱過這部書，可見該書的影響不小。

　　張先生另外的一些著述，也是在強烈的使命感驅動下完成的。在歷史文獻學成為一門學科后，他感到帶頭開展文獻學理論研究是其責無旁貸的任務。憑著過去幾十年深厚的素養，他從文獻學的范圍和任務入手，總結前人整理文獻的成果和業績，提出今后整理文獻的重要工作，且附以整理文獻的基礎知識，在1981年初撰成《中國文獻學》一書。此書出版后被不少高校作為文獻學教本或主要參考書，適應了社會的緊急需要，被人稱譽為文獻學領域的奠基性著作。在此書交付出版后，張先生為增進研究會會員對前人文獻學成就的了解，又利用1981年暑假之暇，選錄有關文獻學之專著、論文、筆記、書札71個目次，編為《文獻學論著輯要》，題為“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叢書之一”。先由學校印刷廠內部印刷2000冊，以供全國文獻學界取用。未幾而聞風函求此書者紛至，以大專院校和大圖書館為最多，乃至無以應之。陜西人民出版社見到這種狀況，提出將其正式出版。張先生于是擴充篇目到120個目次，使其包羅更為弘富，以便古籍整理工作者發越志趣，增長見識，在文獻整理之業中有所作為。

　　從1982年到1992年，張先生幾乎每年都有一部著作出版，有不少年份還出版兩部，在并世學人中堪稱高產著作家。在這十余年中，他除了教學和外出參加學術會議，其余時間都是埋頭于書齋，專心致志地整理舊稿、創作新篇。當然，各種著述不是一時之間突發奇想說動手便能開始寫作的，也不可能一蹴而就，而是得益于他從前的苦讀和自早年已經確立下來的研究目標。他晚年的大量著作，年輕時就已列入到寫作規劃之中，在大量閱讀過程中日積月累，自然久久為功。這讓我想起張先生贈送給我的條幅，正中篆體文字為“鍥而不舍，日知所亡”。這八個字，實際上是張先生數十年中勤奮治學的真實寫照。

　　張先生各種著作的價值，竊以為他的至交、著名中國思想史家蔡尚思先生的評說已經準確地昭示出來。蔡先生將張先生視為“三多”（多贈書、多通信、多獎勵）好友，認為張先生以學術為生命，以讀書著書為事業，無愧為有學問的通人，是1949年以后可以和柳詒徵、錢穆先生并稱的僅有的幾位國學大師之一。在《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》一書中，蔡先生將張先生同古代的孫思邈、歐陽修、黃宗羲、顧炎武、唐甄，現代的胡明復、陳垣、俞振飛、華羅庚等人物歸為一類，是“終生同時間賽跑，分秒必爭”的人，稱贊張先生“從少年到老年一直堅持努力研究，真是很可貴的一個模范學者”。好友相知，置身于文化長河之中嘆美儕輩，數語足為定評，得其旨哉！(周國林)